[34]还有学者指出： 如果不是因为复议和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作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之类的分类。

但是，在我国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实践运作中，恰恰相反，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大多错误地被定位在学校，甚至定位在校园内，因而现实结果是校园内容易发生学生体育运动受伤、实验器材伤害、教师体罚学生、学生同侪欺凌等伤害事件，而一些损害极为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恶性砍杀学生等暴力事件却大多发生在校园之外。强调关注学校安全治理过程内部和学校安全治理过程之间的逻辑联系、相互作用，关注学校安全治理流程中各治理单元的优化组合。

在学校安全治理领域实现从局限在学校或政府(主要是公安机关)这一单一视角拓展到多层面、多角度、多维度观察和处理学校安全问题，实现一种由多元主体参与解决学校安全问题的合作模式，有助于人们从新的安全视角去认识和发现问题，通过参与主体的拓展，共享权威、资源并进行有效整合，以自愿协商为基础，借助机制和制度来协调各方利益，满足多方需求，促进积极合作。学校安全形势的好转有赖于整个社会安全形势的彻底好转。它区别于过度简单依赖学校单一主体防治校园安全事件的校内保护型法律以及以政府(主要是公安机关)单一主体单独诉求外部单位予以干预的校外保护型法律，而是一种基于对学校安全是社会安全母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的认知，强化学校内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法律。社会安全能力建设的新发展框架，要求我们以社会安全相关理论为基础去研究思考学校安全治理问题，在防范和应对学校安全的各类突发状况中实现学校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也是学校安全立法的核心与关键。2012年，国务院曾将《校园(学校)安全条例》作为需要积极研究论证的立法类列入《国务院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

对《学校安全法》进行准确、科学的立法定位有助于立法框架与立法制度的设计，也是开展相关立法工作的前提条件，在确定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采用综合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统一的学校安全法，也可以系统性地指导各类型、各方面的学校安全治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拾遗补漏、臻于完善，以避免当前相关法律法规过多过杂、过于分散凌乱、存在诸多立法空白和盲点等问题。在实践中，违宪风险比较典型的体现在人事任免和重大决策的过程中。

[22]这一建议是由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过程中提出来的，得到代表们的普遍赞同。在讨论时有人认为这一段与宪法第五条重复，因此没有必要写。[36]这一论断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宪法、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如果认为哪一条不合适，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去修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看着中央政治局，要求全党做到的，中央政治局首先要做到。

根据文义的基本解释，这一原则中的必须具有唯一的引导性、规范性的表述，即党的所有活动都受宪法的约束，如果超越宪法的界限，其活动就会失去合宪性依据。序言最后一自然段由两个分句构成。为此，党要处理好同其他组织的关系，明确提出：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历史决议》中指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党章本身载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章作为党内的根本规则，其制定与实施自然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界限，不能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规定都是无效的。其中，可以往往意味着可以不，应当则意味着唯一指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是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32]同前注⑦，《胡乔木传》编写组书，第93页。他对《历史决议》中的诸多重点难点问题作出了恰当的分析，提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解决方案。

再如，对人大选举任命的官员在任期内频繁调整职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在客观上带来了人大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导致部分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有唯上心理，缺乏对选民、选区和选举单位负责的宪法意识。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不仅具有政治上的约束力，同时具有宪法上的规范效力。可以说，是否尊崇宪法，是否遵守宪法，已成为是否尊重党的领导，是否尊重人民意志的判断标准。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法律在表述义务性规范时，一般用应当，不用必须。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2018年2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同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实践中，有的地方以党的文件变通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改变行政机关的决定，有的地方以党委甚至书记个人的名义协调案件，变相给司法机关施加压力。

比如何种行为构成违宪？谁来启动违宪审查的程序？采用何种审查标准？审查结果具有怎样的效力？如何纠正违宪情形？如何承担违宪责任？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宪法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12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如果执政党自身不遵守宪法，而要求其他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这是难以实现的。党章规定的是党的组织活动规则，不是国家法律，不具有全体公民一体遵行的法律效力，其运行过程不能超越宪法的范围。

只有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才能避免无法无天悲剧的重演。作为长期居于执政地位的领导党，党的领导应当着眼于全局性、总体性的工作，重点在于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严格遵循宪法所体现的国家机关的权限。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总纲第5条的表述，特别凸显了政党等组织体守宪守法的重要性。

进入专题： 宪法规范 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宪法实施 。[18]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收录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

因此，这一原则中的宪法和法律并不是并列的规范，存在着明确的价值位阶与规范体系，其核心是以宪法为核心，树立宪法至上理念。[37]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页。

党不能代行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这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思想和制度上的重要进展，对于落实这一原则具有指导意义。

对此，邓小平表示：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新时代，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切实落实这一原则。第五条除了说明宪法的尊严应当得到维护外，还规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而且党并没有将政治承诺停留在党内规范的层面，而是通过宪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11]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通过民主的形式，充分赢得全体人民的支持，中共中央的意见已经充分地反映在宪法修改草案中。

按照党章的规定，每名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2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宪法还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两句话是在全国人大通过1982年宪法前一天的主席团会议上增加的。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